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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8-12 10:31: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疫力下降就可能再出现感染症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也有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一切按部就班就意味着“等、靠、要”,在一些光鲜政绩的背后,不排除是踩着政策红线干上去的。基层干部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,甚至亲自参与了其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,一旦正面典型经不住时间考验,事后被曝出问题,参与干部就难辞其咎。不应对“匿名化”现象熟视无睹8月12日,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。有记者就中方是否计划将TikTok和Wechat的有关内容纳入中美经贸协议谈判之中一事提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排除了检测原因之后,出现“复阳”,特别是再次出现发热等感染症状的患者,就需要从患者本人的免疫力以及病毒潜伏的角度来考虑了。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并没有特效抗病毒治疗药物,患者痊愈完全靠自身免疫力清除病原体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,在出院标准和痊愈标准中,并未设置抗体效价和免疫细胞数量等免疫指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接受采访时,往往希望隐去名字,以“相关干部”或“相关工作人员”自称;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姓名被顶替。或主动、或被动“匿名”,折射出当前基层治理的两个困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是问责泛化,担心被追责。“提意见就像迎风吐口水,吐自己一脸。”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说,面对问题时,提意见的人很可能变成“接锅侠”,谁反映问题谁解决问题。一旦具名反映的问题引发关注,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难免会被问责,且面临问责泛化、加重的风险。中部某市一位组工干部透露,当地在处理一起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的热点事件时,一位上任仅3天、与事件毫无瓜葛的分管领导被追究领导责任,他认为这样处理不公平,帮忙从中解释,结果被上级批评不讲政治,差点儿也受到处分。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同一个问题,单位内部核查发现后,整改即可;问题被捅到上级,引来调查组,反映问题的干部因自曝家丑,很容易被“晾起来”;一旦反映到媒体,引发社会关注,首要工作是应付舆论,整改反成了次要任务,涉事干部轻则背负处分,重则罢官免职。如实具名反映问题,成为基层干部最不愿选择的一种方式。二是评价机制不健全,情愿被顶替。做出成绩时,地方大多强调“都是领导重视、各级关心的结果,领导能力强”等等,把功劳推给领导;当问到自己做了哪些工作时,普通干部纷纷摆手,“咱就是个干活的,不值一提,别写我名字了”。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由于缺乏日常的考核评价标准,干好干坏取决于主要领导的评价。工作中,既不能抢领导“风头”,还要千方百计把“功劳”全部算到领导头上,给领导“争光”。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,基层干部遭遇“匿名”,容易打击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“明明是自己完成了工作,却在工作总结或对外宣传上移花接木,这样容易让干部寒心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占秋也表示,复阳的前提是过去检测呈阳性,治疗后或者不治疗后一段时间转阴,过一段时期又出现阳性,才能叫复阳。新冠病毒感染是急性传染病,现在说复阳不是很妥。如果说是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后,检测呈阳性,才可以叫复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还没有权威统计新冠康复患者整体“复阳”的概率,据湖北省武汉市部分隔离点观察发现,约5%~10%的康复期患者核酸检测又呈阳性,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复阳患者再次出现传染的情况发生。武汉大学病毒学专家杨占秋教授表示:这有可能是检测方法取样品等因素(包括试剂和操作方法),可能造成检测结果的假阳性或者假阴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会“复阳”?“复阳”有无传染性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来,宣传部门担心个别领导会因为多了谁或少了谁的名字而“有意见”,故保险起见,所有人的名字都不出现。而当基层干部接受媒体的调研采访,特别是涉及困难和问题时,更不敢公开表达意见。不久前,半月谈记者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关于少数地方统计数据“掺水”的报道,一位县长很快留言“上面层层加码,基层情况确实如此”,不到一分钟,这条评论就被火速删掉了。出于保护受访者的需要,半月谈记者往往会尊重受访者的“匿名”请求。报道刊发后,不少基层干部纷纷点赞,认为写到了大家的心坎上,但敢在朋友圈转发的寥寥无几,个别干部一时兴起评论几句,也会连忙删去以防有人对号入座。然而,当半月谈记者过一段时间再次见到匿名受访者,问起原有痛点、问题解决得如何时,往往会得到“还不是和过去一样”的丧气回答。就这样,一种新的治理悖论渐渐形成——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,越需要匿名反映;越是匿名反映,问题往往越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。长此以往,基层干部期待落空,变得“无力吐槽”,甚至“佛系万岁”。干部“匿名化”折射基层治理两个困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省份采访,随机找到一名乡镇干部,了解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情况。记下这位干部的姓名职务,半月谈记者写稿时,地方却来商量:先别提这位乡镇干部的名字,要在稿件里突出当地镇长。半月谈记者不禁感到诧异,因为这是一篇反映正面典型的稿件,按理说,采访哪名干部,就写哪名干部的名字。然而事实是,即使涉及正面典型的采访报道,也存在一些基层干部姓名被“顶替”、被“匿名”的现象。在报道东部某地经济发展时,半月谈记者采访了当地自然资源局、文化和旅游局等多位局长,采访完后,地方宣传部门负责人却“提醒”半月谈记者:“尽量不要出现局长的名字,全部换成相关负责人。”